6月10日，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获悉，帮助蔡徐坤制造一亿微博转发量的幕后推手“星援”APP被查封。该APP利用粉丝给“爱豆”刷流量的需求，疯狂牟利，半年内吸金800余万元。目前，主犯蔡某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已被丰台检察院批捕。

警方抓捕时发现，4人在对系统进行维护。来源：警方供图

警方抓捕嫌疑人现场。来源：警方供图

在公安部开展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警方关注到，明星蔡徐坤的一条新浪微博，短时间内被转发上亿条，数据被怀疑造假。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会同丰台网安介入调查。

星援app在2018年7月上线，粉丝圈内使用极为广泛。用户可以通过该app直接登录其新浪微博账号，充钱开通会员后，便可以在自己的微博账号下绑定多个微博小号，数量从几十个到几千个不等。根据充值的钱数小号的价格也会有相应的折扣。由于微博会不断对刷量的小号进行查封，粉丝只能不断充值，再绑定新的微博小号。绑定后的大小号，可实现转发内容相同，转发数量翻倍。

粉丝从组长或者经纪公司领取“刷量”任务。任务量完成后，粉丝可以通过线上活动进行抽奖，获得一些奖励：签名照片、演唱会灯牌、气球、荧光棒等礼品。

高二学生陈芳（化名）称，她每天都会登录星援APP并完成粉丝组长布置的转发任务。“转发、点赞、打榜”做完一系列活动后，她凭借“超话社区”参加抽奖活动，获得更加接近“爱豆”的机会。每个月花费约1000元。

据新浪微博安全团队负责人介绍，虽然微博账号要求实名制，但是大多情况是基于手机实名制的基础上。通过后台数据对比，安全团队发现，有虚拟运营商号段被用于非实名制注册微博账号，给明星“抡博”。目前，为了应对“抡博”，新浪微博已经将转发、评论量设置为“100万+”的显示上限。

3月8日，警方锁定星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一办公楼内，将4名涉案人员全部抓获。在抓捕现场，四人仍在对APP进行运行维护。23岁的蔡某某是公司的法人，也是他负责软件开发和程序的编写。其余三名员工分别负责软件前端、人事财务、辅助打理公司事务。这四人均是一名女歌星的粉丝，通过粉丝群相识。

据蔡某某交代，起初他制作这个APP是为了给喜欢的“爱豆”应援，增加关注度。随着使用的粉丝越来越多，他开始想着利用这一软件非法牟利。在APP中，蔡某某制作了“明星热度排行榜”，明星的流量进行排名。粉丝看到自己的“爱豆”排名在别人之后，更会发力继续“抡博”。

目前，主犯蔡某某因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已被丰台检察院批捕，另外三个人警方仍在进一步工作。

粉丝文化乱象频发

根据易观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粉丝文化现象已成为拉动娱乐产业爆发的重要推动力。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利益的介入让粉丝文化更易滋生乱象。

据了解，粉丝组织会通过网络向粉丝集资，或用于购买偶像的专辑、代言产品、周边产品等应援物品，或为偶像购买生日礼物、租广告牌、做慈善活动等。“几分钟内筹集到100多万是很常见的。”一位明星的粉丝说。

北京师范大学刑法研究所副所长彭新林说，虽然粉丝这种集体筹款行为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非法集资，但因参与人数多、资金数额巨大，易引发其他违法犯罪。

公然买卖明星艺人隐私信息也是一大乱象。前不久，内地某男演员及某相声团体旗下艺人个人信息泄露事件受到公众关注。网安总队办案民警李文涛告诉半月谈记者，涉案嫌疑人大部分为在校女学生，在追星网站、各类明星“后援团”中结识，互相交易各自掌握的信息进行贩卖。

此外，低俗、拜金等价值观不当行为在追星过程中也频频出现：一些粉丝群体创造出成百上千个专用术语，其中不乏“坐地排卵”“白嫖”等低俗词语；部分粉丝的消费行为狂热，喊着“爱他就为他花钱、不花钱不是真粉丝”的口号，由“钱包”决定自己在粉丝圈的“资质”；韩国某艺人被曝光牵涉施暴、性侵、转售毒品后，其中国粉丝后援团仍在微博上给予舆论支持……

规范粉丝文化，亟须齐抓共管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我国粉丝群体趋于低龄化，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价值取向并未完全形成，粉丝文化及粉丝经济作为文化领域的新现象需要规范和引导。

彭新林认为，应继续加大粉丝文化背后涉网违法犯罪的打击和制裁力度，同时对线下粉丝应援中可能存在的扰乱公共秩序、借机敛财诈骗等不法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和曝光，明确法律底线。

朱巍认为，应加强网络文化治理力度，加大对各网络平台的指导和监督，避免“通过算法只推送偶像相关信息”或有意引导用户消费的行为；此外，社会和家庭教育也要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网络平台、演艺人员、经纪公司、各大商家应共同维护法律权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

受访者还建议，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的投机、利用、操纵。同时，塑造更多具有人格魅力、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核心的精神楷模，引导广大青少年将选择偶像的视野从娱乐明星的狭小范围之中转移出来。（文章综合新京报、半月谈）

编辑：陈轻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