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一笑梵音起，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历经数百年的演变，在南北朝迎来了第一个发展高峰。佛造像体现了中国古代雕塑技艺与精神信仰的高度融合。但由于各种原因，南朝的佛教艺术作品流传于世者远较北朝罕见。目前主要的考古实物资料集中发现于南朝时期的重镇之一益州，即今成都及其附近地区。

1月14日，成都博物馆2020年开年大展----“映世菩提”特展将拉开帷幕，来自成都、青州、邺城等地百余件独具风格的佛教造像将集中亮相，演绎多元文化交融下的浮图万象。本次展览将以全新角度及视野重新审视成都南朝造像，解读其在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是迄今最全面展示四川南朝造像整体面貌的一次展览。

多尊造像首秀 一窥南朝佛教盛象

佛教传入中国的三百年后，其造像艺术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第一次高峰。这一段夹在十六国与隋朝之间长约170年的历史，战乱纷繁，却也梵音缭绕。与北朝造像的丰富遗存相比，南朝造像实物资料极为稀少。南朝时相对“偏安”的益州（成都），是我国南朝造像出土最多、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当时的盛景可见一斑。从清末光绪8年至1954年，成都万佛寺共发现了200多件石刻造像，1995年西安路出土9件南朝造像，2014年下同仁路出土百余件南朝造像，2017年实业街福感寺遗址也出土大量南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石刻的空白。这也说明，成都地区对于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本次展览中，将有多件展品是首次面向公众开放，例如成都万佛寺出土的造像残石座、成都下同仁路出土的菩萨立像等。策展团队也希望借助这些展品，让观众一窥“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象。

什么是“时代审美” ？这些造像来回答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人不断结合本土艺术，创造出一种既符合宗教典型、也兼容于中原社会审美价值观的造像。魏晋南北朝，受老庄思想和魏晋名士“轻形重神”审美观念的影响，“秀骨清像”成为时代审美追求，这也成为佛像汉化的“模型”。这个时期大多数的造像面容清秀、眉宇开朗、神态恬淡，展现出一种洒脱、飘逸的气质，也是汉文化精神、汉民族特质的强化。

本次展览的重磅展品之一，是四川茂县出土的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碑，这是四川地区现存有明确南朝纪年时代的最早佛造像碑。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印度影响，佛衣多为袒右肩大衫，带有强烈的犍陀罗风格。而齐永明元年造像碑正面弥勒佛及背面无量寿佛均内着僧祇衣，胸前系带结，外披一层袈裟，下身着涅槃僧（裙）。这种双领下垂、胸前系带的佛衣样式被称作“褒衣博带式”，是汉地自创的佛衣样式。褒衣博带式的袈裟宽大厚长，衣袂下垂形成密褶，层叠满遮座上，有学者称之为“悬裳座”，也是目前所见的最早有明确纪年的“褒义博带”式佛像。该种样式在南朝兴起，影响至北朝，发展至隋唐盛极一时，成为中国汉传佛教中佛像的主要服装，影响波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对后世佛像衣着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现象足以说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在佛教东传及其汉化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次看够 最具“成都特色”的造像

公元六世纪初，佛教发展迎来高峰时期。梁武帝自称为转轮圣王，将阿育王信仰作为治国理念，效仿阿育王，亲身弘扬佛法，阿育王信仰蔚然成风。但阿育王像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仅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323窟中偶有发现，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阿育王像实物全部集中于成都地区。阿育王像头像带有高肉髻、高凸颧骨和八字胡等特征，明显受到了犍陀罗风格的影响。通肩式袈裟的样式，又是受到了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秣菟罗样式影响，但袈裟略厚，肩略窄，衣纹较舒朗，这些特征又显示出明显的本地特色。可以说，阿育王像样式除了“西域复古”外，也有着中国化的特征。本次展览，也将展出5件出土于成都西安路、万佛寺、下同仁路等地的阿育王像（头像）。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展览除四川范围内出土的造像外，还有来自江苏南京、河北邺城、山东青州等地的造像。展览希望通过与当时凉州、建康、青州、邺城等地同时期佛造像的比较，阐释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以南北朝时期的佛造像为载体，体现中印两大文明间的宗教、文化与艺术交流，印证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文化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以及成都作为丝路重镇和文化枢纽的重要历史地位。

本次展览将于2020年1月14日在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正式启幕，将持续至5月，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看度记者：李宇

编辑：唐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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