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总数增加至55处。当全球聚焦良渚古城发掘、研究、保护和展示的之时，在距离良渚地区一千余公里外的成都平原，古蜀人所拥有的一件“十节玉琮”，竟为我们意外揭开了长江流域数千年前就已开启的交流往来。

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见证五千年文明

北宋词人李之仪曾在他的《卜算子》一词中写道：“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在新石器时代，与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良渚古城“共饮长江水”的，正是位于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早期文化——成都新津宝墩古城。

良渚古城距今约5300-4300年，以这里为中心，形成了约3.65万平方公里的良渚文化分布区。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城址、功能复杂的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以及以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中国考古协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先生生前认为，良渚古城在国内独一无二，其意义与价值可比殷墟，是中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可称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这意味着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于距今五千年前，终于得到了国际承认。

与古蜀人相似，玉器也是良渚人的最爱。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总数不少于7000件。在众多制作精良的玉器中，玉琮无疑是其中的典范。良渚玉琮最大的特征除了是沟通天地人神的法器之外，很多玉琮都以四面转角作为对称线，刻画出了一个神人兽面的形象，这些神人兽面像都是当时象征神权等级的符号，也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纹样。从这些细节出发，考古学家得以在距其1000多公里以外、时代约1000年以后的古蜀金沙，发现这件与良渚文化“同宗同源”的十节玉琮。

回望良渚 十节玉琮的前世今生

2001年的冬天，在成都西郊金沙遗址的考古工地上，一件“十节玉琮”的出土，令全场考古队员为之振奋。其高度大概有20多公分，表面分布着几块颜色较深的玉石斑纹，好似水墨画里出现的山峦，这些斑纹和青亮的玉质融为一体，浑然天成。

十节玉琮以四个转角作为对称线，每个节槽上都刻画了一个简化的人面符号，阴刻的横线为羽冠，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表示眼睛和眼珠，长方形的纹样表示鼻子，下面分节的缺口表示嘴，整件玉琮共有40个这样的符号。这些刻符是典型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的纹饰特点，其雕琢技法也和良渚玉琮的制作手法几乎完全相同。除此之外，金沙遗址出土的绝大部分玉料主要来源于四川地区，材质疏松、多孔多缝，表面硬度较低，很容易吸附土壤里的金属离子成分，从而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成为金沙玉器的典型特征。但是十节玉琮透明度较高，整体呈翠绿色，质地晶莹剔透，有着较高的强度和硬度，可以肯定玉料来自于四川地区以外。因此，无论从材质、形制、工艺还是纹饰等等方面，都说明这件十节玉琮就是来自千里之外的良渚文化，是一件名副其实的“进口礼品”。

那么，这件“进口礼品”如何而来？专家推测，很可能是良渚文化在当时遭遇了一场重大变故或自然灾害而突然衰落，良渚人群向四处迁徙、移动并逐渐定居下来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其中的一支良渚人很可能就辗转来到了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正是这些外来文化因素的植入，直接推动了古蜀玉器在此基础上不断吸收、吸纳、包容、融合、兼容、发展，从而走向了繁荣。古蜀文明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更与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文明一起，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组成部分。

加入预备名单 古蜀文明遗址申遗进行时

从三千年前的古蜀王国到现代成都的古蜀文明遗址，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和现代的城市精神，依然能在文物中找到鲜活的鉴证。近年来，古蜀文明遗址申遗步伐正在加快。

2013年，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古蜀船棺合葬墓，首次作为古蜀文明遗址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为古蜀文明申遗奠定了良好基础。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代表了周边文明不断融入到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圈的过程，并且今天这条道路还在不断拓展和衍生。据介绍，作为遗址文化的主要载体，近年来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通过西班牙、墨西哥、意大利等国的国际交流联合巡展，以文物、图片和多媒体等多种方式相结合，扩大了国际社会对古蜀文明的知晓度，让更多世人认识到，古蜀文明作为中华多元文明的组成部分和显著代表。

看度记者：梁晗琰

编辑：王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