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的建设项目和企事业单位为什么要有序复工、有条件复工？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考虑？疫情对社会、经济、个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成都出台20条稳定经济运行的政策能给企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市民怎么做才能共同形成合力来抗击疫情？

2月8日晚，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教授和公共服务与危机应对专家、四川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四川省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成都师范学院李小融教授做客成都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众志成城成都战疫情”《今晚800》特别节目，对市民关注的问题进行聚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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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教授，2月3日以来，成都市符合条件、达到标准的建设项目和企事业单位可以有序复工。其中，建设项目复工必须满足7个条件，企业复工必须满足5个条件，都是申请备案制，建设项目施工需要创新生产组织方式。企业开工前还要完成两个方案，企业复工方案和疫情防控方案。王教授，这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与实施标准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深层考虑？

王擎：我想首先我们应该看到，这次突发起来的疫情，它本身是对我们生产和生活的重大干扰，确实干扰非常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这个社会因为这样一个冲击，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回归到有序的状态。

正是因为疫情的冲击比较大，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保障需要同步的跟上。比如防范疫情需要很多物资保障，实际上很大方面我们老百姓在家里面隔离，生活的保障也需要有，这些保障从哪来，这些保障需要升级。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长期不上班，还涉及到收入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要有收入，也需要通过工作来解决。

所以从大的方面来看，总体我们是希望社会在抗疫情的同时，要逐步逐步的回归到有序。当然回归到有序需要科学的判断，那就是疫情一定要守住防范底线的前提下我们去回归。

从大的方面来讲，国务院有相应的通知，之前的通知是春节延后到2月2号，2月3号是上班时间，这个是国家层面上的要求。从我们成都层面来看，我个人的判断，实际上成都在这次抗疫里面做的工作是非常不错的，从一序列的数据来看，成都在防范肺炎疫情方面都做了很好的工作，尤其是深入到社区的一些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我想一个方面，城市出台这样一个通知，其实也是在我们前期工作守住底线基础之上来做的一个合理的判断。另外一个方面，实际上我们做这样的通知，作为成都市来讲，我们可以在守住底线，防范好疫情基础上，所以成都市的通知其实也是一种建议，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逐步复工。

我是这样认为的，复工要有一定的要求，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包括你办公的条件，复工后还有人员排查、卫生条件、复工方案都满足的条件下才能有序复工。第二，即使这种情况下，你还是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复工，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到办公场所。包括国务院的政策我们也看到，主张你探索新路子，可以轮岗轮休、居家办公、线上办公，这些方式都可以采用。这种情况下办公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多种选择。这是一个平衡，从我们理解来讲，可以逐步恢复生产。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实际上也是体现我们政府在决策方面的高明或者一种高超理政的水平，如果我们把复工时间再往后延的话，如果期间企业有些想自主复工，就涉及到加班的问题，这种情况下你灵活选择，你要复工是正常的情况下，对企业来讲也是正常的生产运营状态。这个时间点，无论从中央的要求还是我们企业自主的掌握，还是肺炎疫情的防范，这个时间点我们推出这个通知，我觉得是有它的合理性。

其实我们还可以讲，这样一个做法某种程度上也为我们社会传递一种信心。我们这个社会一定要逐步的回归到有序的状态，如果我们永远是一种封闭的隔离的，我们的生产安全停工，传递的信号是被认为是消极。所以我们谈到整个成都在这一次疫情里面，成都市政府都是柔性的，整个疫情高峰的时候，小的超市没有关门，公交没有停，什么意思？是一种信号传递。我想这样一种复工也是表达一种信号传递。也就是说从政府的决定是有信心的，目前来讲是取得了一定的把握的，对未来的发展，当然疫情的发展我们还需要听专家的建议和判断。至少通过这种方式，它也向我们市场、向我们社会、个人传递一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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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经过专家解读才发现达到有序复工背后有这么多深层次矛盾，复工不等于到办公场所去办公，复工不等于聚集。相反，成都和四川的企业灵活安排工作的做法，事实证明是得到国务院认可的，国务院下发通知里也加上了这么一条，新闻联播都报道了。在这儿想问一下李教授，我们成都市研究有序复工的工作启动很早，正月初二就开始了，这样一项公共决策，背后有很多慎重的周全的考虑，但是即便是一条慎重周全的考虑，公布出去的时候，公众的认识理解还是不同，还是听到了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你怎么分析中间的原因？

李小融：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大家影响很大，这段时间大家所关注的是疫情，我们一般公众得到的信息是疫情传播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我们在这种必须高强度的管控之下，通过复工人员的流动疫情会加强，所以大家会有很多焦虑。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这个焦虑，实际上会看到这个心理是很矛盾的，总体上来讲，不管是什么公众层面上，还是要尽快尽早的恢复正常生活。比如农民工、创业者、工作人员，恢复到这种状态，实际上对他也是很大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些风险，如果是第二波出现反弹会怎么办，所以在交织里面有一种反弹心态。

还有不同的公众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程度不一样，比如说对有些人来讲，比如农民工来讲，比如说企业家来讲，他的压力就会大一些，他对复工这方面的需求可能放在前面一点。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很正常。

另外我们要看到作出这样的决策，实际上也是艰难的决策，确实背后有一定的风险，什么时候复工，怎么复工，不仅对民众有影响，对决策者来讲也是一种考验。我们可以做一个理性的判断，比如说我们事实复工这个事情是必然的，早晚而已，要达到绝对的疫情完全平复的话，这是不现实的，生活总要继续下去，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复工背后隐藏的风险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个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它是可以通过加强各种措施，是可控的。比如复工曝露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工作的力度和强度，防控的，或者是控制，或者是缓解。所以这两个东西在逻辑上可以看出适时复工的决策是一个理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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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既然我们成都市在有序有条件的复工了，复工就意味着我们要正常的生产，对我们经济正常运行都是有好处的。我想问一下王教授，咱们成都这20条里面，您自己关注的比较多的，觉得跟企业和我们劳动者息息相关的，具有重大作用的措施是哪几条？

王擎：我也注意到20条，这个20条是2月6号发布，刚刚是2月5号四川省颁布了关于重要企业的13条。这20表有些是对13条是衔接的，对13条更进一步的明确，也是一个有效的补充。事实上我觉得主要很多还是在于我们怎么样去有效的复工，在复工的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相应的有效应对。

我们看到这里面包含了对有效复工的总体安排，同时，对于我们在复工过程中，主要是企业面临的问题，包括金融财税，包括人员稳岗的措施，包括投资和消费。

投资和消费是我们后面怎么进一步去加大力度做一些补救，实际上它核心的可能对当前的行为，要去复工，面临的困难还是在资金方面、人员方面，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事实上这些政策从全国来讲有些共同点，要复工了，除了要达到基本的条件，疫情物资的准备、办公条件等等，我们要去复工，尤其是中小企业资金力量。

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没有生产，停下来了，但我们有些开支还是在正常进行，包括我们资金，包括人员。后面进一步要复工的话，涉及到有些资金可能就不够，如果前期有贷款，这个贷款利息是一直在支付的，这种情况下就额外增加了一些成本，这些压力我们看到主要是通过20条来做一定的缓解，来做一定的补贴。所以从中央到省到市多管齐下情况下，我们看到成都市的政策，一个是从金融方面，我们是对企业的信贷，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信贷给相应的补偿，这个补偿一个是加大资金力度的投放，通过央行贴息贴现这样的支持，第二是资金成本可以做适当的降低，像存量贷款，可以在原有情况下下调5个百分点。这些都非常实在、非常具体的措施。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财政做相应的补贴和贴息。因为金融支持后面的贷款导致损失，我们财政可以做一些补贴。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环节非常全面和详细。

另外一个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员工，你要恢复，那你得有人，人员这一块的压力，我们说一个是对现有的，你的员工固定支出，包括社保、公积金的缴纳，给予了优惠政策，包括缓缴、减免，甚至对于通过失业保险金可以返还50%，这都是对人员的支持，下一步要招聘新的员工，或者因为这次疫情出现了闲置在家的人员，可以招聘一些，招聘之后做一些培训，培训都还有补贴。所以我想从人员这个方面，人员这个方面也规定了，要恢复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灵活用工、弹性用工等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规定。我们要复工的话，除了基本的保证条件，一个是资金的问题，另外一个是人员的问题，在这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

经济学家、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王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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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谢谢王教授。李教授，咱们成都20条是直接作用于产业经济的，您分析一下他又会对我们社会心理、社会信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李小融：我是这样看的，它的危害绝对不是仅仅表现在现在，它肯定是会有一些继发性的后来的危害。特别是目前疫情还没有完全明朗，还有不确定性，未来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已经能够预感到，但是也还不完全的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民众也好、公众也好，不管从什么角度，他会有一些很多的担忧。这是起码的，在这个担忧基础上甚至于会有不安全的感觉，甚至于会有比较恐慌的情绪、恐惧的心理都有可能。所以这个20是未雨绸缪，虽然说我们已经开始实施了，但是对稳定心理，对克服继发性的可能产生很多的危害，它是一种防御或者是一种措施。我是这样理解，它对于提升民众的信心，克服这次灾难所带来的影响，从政府的角度讲，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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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们出台20条其实就是能够让经济尽快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我们也看到这场灾难对我们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到底影响到了什么程度，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如果联系到2003年SARS疫情来看，您评估一下这次新冠肺炎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王擎：确实和2003年相比，这次疫情它有些不同，当然相同的都是属于发生连锁反应。不同的是时间点，我们这次是在春节，员工不在工作岗位上，这跟2003年是不一样的，2003年大多数还在岗位上。第二，我们经济所处的状态跟2003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2003年我们整个经济是属于持续往上走的阶段，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都是全面增长，甚至于还有点过热。所以出现这个疫情的时候，某个侧面上还给经济做了适当的降温。所以那个时候政策出台不像现在这样力度那么大。

从现在来看，经济是在下行，而且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持续多年经济一直在下行触底阶段。再加上我们在改革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挑战，还加上外部因素，都给我们产生很大的经济层面的压力。再加上，刚才我们说对经济的影响，最主要还是疫情的发展。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数据，一些绝对的数字，我们大致判断可能还会持续比较长时间，这中间可能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我想综合这样一些因素来讲的话，本次新冠肺炎影响应该会大于2003年非典时期对我们经济的影响。这是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也取决于另外一个因素，也取决于我们政策本身，因为经济影响看我们政策怎么样去做逆周期调控，怎么样去挽救和补救，这一点还是很重要，放大来看，2020年是比较特殊之年，大家知道今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是有要求，简单讲我们有数量的要求，有经济增长的数量要求。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政策就必须要往这个方向定，结合到这个因素，我们可能也需要适当的调整，目前看到的，比如央行、五部委和财政部门出台政策，当然还要根据疫情发展做适时的逆周期调控。我们希望疫情本身的发展再配合政策的调控，最终还是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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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王教授结合宏观经济对照2003年SARS疫情，现在请李教授做宏观一点的对照，跟2003年相比，社会反响、社会心理又有哪些联系和不同？

李小融：我觉得首先有相似之处，疫情发生的整个特点，很明显这次强度、力度，不管是从疫情本身还是管控方面来讲，都是前所未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范围，而且目前我们面临的态势，确实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所以对民众来讲，公众的角度来讲，确实很容易出现普遍的焦虑情绪。

还有这个过程中受到更大的压力，比如遭受直接冲击的，包括应对处置的人员，所以不安全的感觉是普遍的，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在焦虑的情绪泛滥蔓延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产生的恐慌心理，甚至于有可能在某些时候产生一些恐慌性的行为，比如说一些恐慌性的就医，类似于挤兑这样的行为，有可能造成对疫情恢复有影响。所以绝对不要低估这个形势的严峻性，同时还要考虑不只是一个医疗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也是一个心理问题，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配合和公众稳定的心态，什么好政策、什么好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都不能够得到实施。所以是非常关注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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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刚王教授总体分析了一下疫情的冲击和影响。能不能请您以成都为半径，进行一些行业分析？

王擎：应该说疫情发生是比较全面的，对一二三产业的影响都不太一样，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属于第三产业里面的服务业，这个服务业主要是和生活相关的密切消费性的，大家看到我们都不出门，不出门就没有餐饮，也没有住酒店，所有旅游景点的管理，相伴随的交通运输也有比较大的影响，也没有人到电影院看电影，这些行业都跟日常人流消费密切相关，这些影响是最大。这部分影响是不可挽回的，是一种绝对损失。是补不回来的，滑雪，雪都化了。所以很多东西没法挽回，是绝对损失。

刚才提到几个行业，包括餐饮、酒店、交通运输，这几个行业在我们成都的占比是比较大，因为成都主要是第三产业为主，而刚才这几个产业的话，我们受影响比较大，在成都GDP的占比是20%，如果结合非典来看，这个影响即使二月份止住，三月份逐步好转，但是复苏比较慢，三月份逐步好转了，你会不会马上出去大吃大喝，它会有一个时间进程，可能相当一段时间你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走，所以这种影响会有持续性，二季度、三季度甚至于四季度，在非典的时候也是一样，甚至波及到三季度、四季度。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算，假定这几个行业里今年影响一半，甚至于三分之一，它占20%，基本上我们GDP也会影响到6%到10%的下降。所以这个影响是比较直接的，比较大的。也是我们最重点关注的。

除此之外，其他的行业，比如说我们的农业，农业里面涉及到我们的养殖业会影响比较大，因为养鸡养鸭需要上游产品，如果饲料跟不上，现在采取了很多极端措施要封路，物流整个停止，这一块没有办法进行下去，包括有些农产品是季节性的，很多水果挂在树上，没有人摘，也没有办法销售出去，这方面大面积的产业化项目会受到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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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这样一分析，更加看出成都有条件的复工是影响比较大的。

王擎：制造业这里面取决于复工的进展情况。制造业面临的其他的消费，比如我们买个车、买个房子，甚至于买个服装，这些产品消费的时候可以适当延迟，如果疫情恢复得比较快，进展比较快，这些可以事后赶过来，这些它有影响，它的影响更多是现在我们目前对这些产业打乱了整个生产布局，本来是属于第一季度要开工投产的，我们有些订单必须要完成的，原材料堆积到那儿，你原材料没有用，你没有生产出来，运输没有，后面的企业没有复工。所以会形成连续的干扰，主要是这种情况下干扰比较大，总体制造业包括房地产业，如果再配合政策，可以适当的做一定的挽救，当然前面所说的整个消费性服务业它的影响比较大。

结合到前面所说的20条，因为我们整个复苏其实涉及到三个要素，一个是资金流，第二个是物流，第三个是人流，所有问题可能涉及到资金的问题，所有上下游串起来可能涉及到运输、物流，第三要有人流。所以我们当前在这些环节上都会存在一定的冲击，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采用一些政策来对冲这些损失和风险，尽可能把对行业的影响降到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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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才王教授分析到各个行业各个产业复工复产的重要性。

王擎：在整个复工复产里面，一个关键环节就是产业链，刚才也提到，在整个产业链发展里面，如果有些环节中断，我们现在即使出台措施，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它是针对普遍性的企业，但是现在我们的问题，很多企业存在的问题不是自身，而是上游没有供应，下游没有复工，所以整个原材料进不来。下游产品卖不出去，比如最简单的，我们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每天都要吃猪肉，你要供应猪肉，就要饲料厂开工，饲料厂开工就涉及到上游的农作物，比如玉米、麦子，生产饲料的也需要。

所以制造业是这样的产业链，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复工还需要精准施策的问题，我们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要知道不同的行业里面，面临的问题是有差异的，哪些是个体性影响的问题，哪些问题是上游和下游的问题，我们需要把这些问题找出来，精准施策，可能才能够更好的去保障复工的有序性和更好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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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现在产业分工和产业链，离了谁都转不好。所以我们有序复工，就是保成都的经济和生活的稳定。我们再缩小一点，这次疫情会对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带来哪些压力和风险？

王擎：我们看到目前全国各地出台很多政策都是把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针对点，作为支持和帮扶的对象。的确中小企业在面临这样一种大的灾害之前，它应对风险的能力整体还是要弱一些。

你可以简单的从它的成本和产品销售方面来讲，企业虽然停工停产了，但是实际上有些成本一直是在开支的，包括租金，包括员工的成本，包括信贷的利息，这都是一直支付的。反过来讲，你的收入可能涉及到你的下游企业他的停工，你的产品销售不出去，你的收入是下降的。当然你是大企业的话，可以在企业内部做一些腾挪来做一些平衡，但是对小企业来讲，规模比较小，产业比较单一，现金流、流动资金应该说是相对紧张，是非常紧张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有一些在这个方面的调研，我们也了解到一些，有相当多的企业，这里面绝大多数企业甚至7、80%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这部分要复工复产，首先就遇到资金压力。

所以针对这个措施，刚才提到金融财税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也是降低它的资金成本。另外一个方面，刚才说的人员，你要招工，因为大家还是恐慌，即使疫情有好转，也不愿意再去，这种情况下怎么有序招工，而且达到企业要求，人员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就是中小企业面临的主要的短板。

包括销售也是一样，我们销售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下降。对中小企业，可能有些比较严重的就停供这样的冲击，最终就会出现破产。中小企业破产当然也是正常的，如果是大量冲击的话，对我们社会带来大的影响，失业率抬头。

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90%，90%是属于中小企业，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有针对性的再进一步的出台一些政策，尤其涉及到产业，我们怎么样去理清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它的问题焦点，我们再针对性的做一些不久，来帮助中小企业进一步的复工复产。

其实我们的措施主要是针对企业，因为我们劳动者，其实老百姓依存于企业，企业出现了问题，对老百姓来讲直接影响到收入，他就失业了。从大的方面来讲，你没有收入就影响整个消费。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大量失业也会带来社会问题，这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损失我们怎么去看待，未预料的风险，我们想还是共同分担，因为这种大的损失，你让任何一方来承担这个损失，第一是涉及能力问题，第二好像也不太合理。

目前我们是各方共同发力，包括政府，包括金融机构，包括企业自身，包括劳动者本身，我们应该提倡共同分担损失这样一种心态，自我协商的机制，我们也不可能做强制规定，员工可以跟企业协商，第一可以灵活用工、灵活上班，反过来讲，是不是薪酬上也少一点，削减你的薪酬。

公共服务与危机应对专家、四川省心理学会名誉理事长李小融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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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看到身边有的企业，雇主自降工资，不复工工资拿到百分之几十。接下来再问李教授，难度这么大，大家都不能置身事外，像钟南山、王辰这样的大专家也很难预判平台期和拐点在哪里，未来走势又是什么样的？

李小融：刚才讲过，从民众到专家，实际上对疫情的走向都不敢说作出非常明确的判断。虽然说拐点有很多说法，实际上还不能够做最后的确定，再加上刚才讲的对未来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忧虑情绪，甚至于避险情绪都会油然而生，这种情况下他很需要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信任信心，不能出现绝望和崩溃的情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目前情况下，大家要挺过去，第一是要有信心信任。第二，影响信任和信心的就是事态的演变，在这两方面如果能够建立起信心，我们能够在提供信息或者应对冲击方面做得好。

总的实际上我们走向一个规律，这个事态不是那么好，或者不想有些人想得那么坏，所以要有一定的信心。目前的状况，实际上整个社会还是有序，特别是城市，我们看到信任方面，很多超市是开的，老百姓讲，只要看到超市是开的，按照平时常规在开，整个城市在正常运转，看到清洁工人、公安民警、物管的管制措施，实际上都可以给我们信心，没有达到我们能够足以产生恐慌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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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才李教授讲到的信任、信心、信息，中间有很大的联系。信任有利于信心形成。李教授，为什么在特别困难的时候谣言越多，有什么样的办法让真实信息尽可能多的到达公众？

李小融：在危机时刻，人们最需要什么？他需要信心。这是现实。提供权威性、准确的信息，有助于个人避险和防护，它有正面意义。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提醒性、警示性信息，可以增强人们的自觉性、警醒性。

首先它有它的正面意义，但是它都是双刃剑，特别是现在媒体社会情况下，这样多的自媒体，一句话一个手指一个信息，这个信息传播过程有它的规律，它在危机的时刻，信息很难有些时候，作为自媒体也好，在发布、解读这些信息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证实，它有这样一些特点。

对个人来讲，他的心理不太信任陈词滥调这样一些东西，他比较喜欢一些新奇的，或者一些爆炸新闻，或者负面的东西对他影响是最大的，最容易传播。在理解解读这些问题上，就有一些误会，流言蜚语就是这样来的，他自己还有一些心态，这个信息传播过程里面它会走样、放大、缩小。这就是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基本特点。

同时还要注意，有些人出于居心叵测，个人对信息进行加工或者编造，就会出现谣言的情况。正常情况下大家按照正常发布疫情，在危机时候，就达到很苛求的程度，很关注。特别是目前的情况，这次体现特别明显，我们封闭在家里面，大量是靠手机上网来维持，所以对疫情关注也有很过分的时候，在心态上、心理上都出现了一些不是那样平和或理性行为。

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对待这样的东西，怎么样把谣言和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我们要完全禁止每个人在每个角度发布信息，基本上在现代社会是不可能的。所以总是会通过各种渠道各种角度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遵循谣言产生的规律，里面有基本的规律，比如怎么样使信息比较准确，使负面影响比较小，就要注意几个要素，一个要素就是信息的清晰程度，是不是透明，有没有这种条件。第二是受众公众在接受信息，他自己的认识水平，这都可以改变可以提升的，还有时间，发布信息的时间也是一个变量，它可以发酵。发出去以后很难挽回，很多东西越摸越黑，特别是疫情危机时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怎么样来做到这一点，在很多关键要素上做文章，在政府发布信息，就要掌握权威性，就要及时提供三个性，第一是权威性，第二是透明，越模糊的信息越遮遮掩掩的信息，越能引起公众相反的情绪，所以在发布信息的时候，这一次我们做得很好，而且还在不断的改进，比如前一段有一个信息，大家都在传，网上都在传，一个地方出了一件事，警察又来了，疾控又来了，大家都很紧张。从北京开始，成都也这样，每天很准确的把疫情发生的状况、地点等信息发布出来，这方面的谣言就少多了。

这方面是最重要的，因为公众的认识水平需要提升，他自己的经历里面要不断提升对待这些信息的判断能力，怎么样运用、怎么样接受和处理这些信息，在现代社会里面实际上应该成为每一个公众每一个公民的能力，否则他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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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才强调了信息的权威发布，这几天我们都看到权威发布的信息，比如就在昨天我们成都市第五号通告就出来了，我们看看有关记者的采访。李教授，我们刚才看到相关采访后都知道，很多小区都在正规的实行封闭式管理，如何通过方方面面的措施在应对疫情这样巨大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尽快的在全社会形成合力？

李小融：实际上这个合力就是政府要起一个引导作用，刚才讲的五号公告，封闭小区，就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疫情的进展，产生的一个非常及时的措施。为什么昨天发布，实际上很多地区早就发布了，成都有特殊性，加强管控的措施非常科学理性，今天是元宵佳节，就很容易出现聚会，而且聚集性产生疫情的情况屡见不鲜，如果没有采取措施管控的话，这样一个时间阶段，这样的背景下会出现。所以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对稳定心态，防止疫情进一步发展，应对目前时间段，都是很重要的。

同时我们看到还有相反的风险，交通方面，以前都有限号政策，现在再一次延长，一个是方便民众，使社会在疫情下运转更加顺畅，第二也为复工、经济开展创造一定的条件，这些都是实施的行为。所以从政府的决策，要作出科学理智的判断，适时采取一些措施。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个方面的事情，如果没有公众的配合，比如封闭，大家不理解，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门卫、每天社区工作人员都在进行，很多地方就不能很好的贯彻，民众怎么样认识这些举措，他就要出力，他不仅要参与，他还要配合，这样形成面对疫情整体的局面，这里面还要提醒一点，合力里面还有一些关键因素也影响决策者和民众。

第一是医护人员他的状况很重要，他要稳定，如果出现得不到适当的救治，因为医护力量最开始的时候激情面对，有应急状态，但是很快会产生疲惫，疲惫以后就会崩溃、绝望，所以这种时候对医护人员要高度关注，这个对我们稳定力量里面很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社会的管理者，包括决策人，他一定要冷静，这么多行为，我们现在成都市做了很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对稳定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一个，特别是社区工作人员、公安民警，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物流、物管、环卫、商业方面的，他们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般的民众就要在自己的配合层面上，自觉的接受，他不能够在常态下，也算是出了自己一份力。所以呆在家里是一种配合。大家从各种角度，就会形成面对危机或者疫情这样的事件，以及后来要面对想不到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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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刚才李教授集中分析了保障好信息和社会沟通，来有利于形成健康稳定理性的社会心理，我们再看一看这样的社会心理如何反作用到我们精准施策，如何反作用到经济恢复方面，会带来哪些作用力？

王擎：因为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本质上是人的活动，经济生产好坏也取决于整个疫情，疫情会影响到生产活动，也会影响到消费活动，大家都恐慌，大家都不愿意上班，我们企业根本就招不到人了，也不愿意来，给多少钱也不愿意来。另外一个方面，即使生产出来的东西，没有人消费，大家还是不上街，也不去买，所以整个社会有序运行，人的心理和心态是至关重要。我们说经济活动，给我们目前的公共政策，给我们的干预力，是一种协调，才会把有序复工做得更好。

责任编辑：何佳昕

值班主任：杜芋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