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组委会审核确定了由各地和军队系统推荐的“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五大类共322名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来自成都郫都区的老兵董贵生坚持为27名牺牲战友父母尽孝三十余年，而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1984年的一个承诺。

1983年，董贵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他和战友们每天都面对着生死考验，在并肩作战中结下了深情厚谊。1984年，在老山战役打响前夕，董贵生和战友相互许下承诺。

董贵生说，“在战斗打响前的一个多月，血书、请战书、遗书、入党申请书都写好了，上了战场，谁能下来都不清楚。当时我们二三十个战友在山上说，如果谁“光荣”了，他的父母大家就要照顾好。”

战斗结束后，许多战友再也没能回来，直到战争结束后，董贵生接到了一个彻底改变他一生的任务：送达战友遗物和阵亡通知书。

送达战友遗物和阵亡通知书时，感受着烈士父母撕心裂肺的伤痛，想起与战友的深情厚谊和许下的承诺，董贵生暗下决定：替阵亡战友尽孝。

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董贵生成了27名牺牲战友爸妈共同的儿子，而他照顾“爸爸妈妈们”的足迹遍及四川、云南、重庆等地。1992年，董贵生自主创业兴办“听涛园”老兵俱乐部，院儿里大小事物全部模仿部队设置。

在“听涛园”内，有一个专门为牺牲战友设置的纪念堂，里面供奉着当年牺牲的1120位战友灵位，董贵生每天都会到这里祭拜逝去的兄弟和战友。

董贵生说，“开农家乐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把战友灵位修好，那时条件有限，只有两间河边上的茅草房，每天念着战友的名字，每天把饭、烟、酒准备好，每天吹号，父母来的时候能看一下。”

每年的清明节、建军节、重阳节、母亲节、春节，董贵生都将战友“爸妈们”接到听涛园团聚，看着爸妈们脸上浮起久违的笑容，董贵生也下定决心，开始将另外一个重要事情提上日程：带烈士父母去云南祭扫，看看自己儿子曾经战斗、牺牲、长眠的地方。这是他对牺牲战友们的另一个承诺。

1985年，董贵生接受送达战友遗物和阵亡通知书的任务，正是在这个煎熬的过程中，他在心里对牺牲战友，许下了第二个承诺。

董贵生说，“当时很多人没有处理过这个工作，我们三人组去处理就看到了，每家都是这个情况：当我给这些妈妈们跪下的时候，他们哭得撕心裂肺，说他们什么都不要，就想到他们儿子生前的部队去看看。但那时还不行，还在打仗。”

到儿子战斗和牺牲的地方看看，这是当时所有烈士父母的心愿，但当时条件不允许，这些心愿成为了烈士父母们不可触及的奢望，而董贵生默默记在了心里。

1992年，董贵生兴办了一家农家乐——“听涛园”老兵俱乐部。随着农家乐生意逐渐开始起色，董贵生开始将带烈士父母去云南祭扫的事情提上了日程。

董贵生说，“2009年，条件有点好转了，当时我就发誓，带烈士父母去看一看。那时，邓群金就说，‘对嘛，老董，我们就先带4个家属过去看一下。以前我们走的是烂路，几十年没去过，不晓得那个路怎么样了。’最后，老人家坐的是卧铺，我跟老邓坐的是硬座。”

2009年是董贵生，第一次带烈士父母前往云南，从成都到昆明再到麻栗坡，从绿皮火车到汽车再到三轮车拖拉机，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第一次千里祭扫让董贵生手忙脚乱。

董贵生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想起太心酸了。火车坐了20多个小时，在火车上都不敢买吃的，因为包里只有那么点钱。走到云南下了火车，找不到方向，临时租了一个中巴车。”

几经辗转，董贵生终于带烈士父母，来到了麻栗坡烈士陵园。看着长眠于此的战友，看着撕心裂肺却解开心结的烈士父母，董贵生心里五味杂陈。

董贵生说，“这件事我做了，心里就觉得踏实了，你没去，心里始终是压着的。这下带父母们过去看了，就轻松多了，带一个算一个，去了一个就好了一个嘛。”

自此次祭扫后，每年的清明节前，董贵生开始分批次带烈士父母前往云南扫墓，从最开始只能带几个，到后来最多一次性带11个，从最开始的27对烈士父母到后来越来越多慕名而来的其他烈士家属。12年间，董贵生已先后带烈士父母赴云南扫墓达到110余人次。

董贵生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不管是找到我的，还是我原来去做安抚工作的父母，我都尽最大努力，把他们全部带过去，哪怕再需要五年八年，我也愿意！”（记者 赖骏）

编辑：于梦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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