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通过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常年从事动物考古的专家们的“侦查”，我们了解到，从川西高原走来的成都先民，在6000年前就已开始养猪吃肉了。成都平原沃土千里，是五谷生长的好地方。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早在战国时期，成都人的主食就是大米，而没有文献记载的古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又以什么为主食？这个问题就需要依靠植物考古技术来解决。记者带着疑问，再次踏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植物考古专家姜铭向记者聊起回答“古蜀人吃什么”这个问题一波三折的故事。

成都人最早种植的农作物是小米？

“植物考古实验室”位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科研大楼12楼，记者走进敞亮的实验室，看见几位考古工作者正专注地观察着显微镜，地上和桌子上堆满袋装土样，不见任何植物的身影。从事植物考古研究的专家姜铭告诉记者：“我到研究所后参与发掘的第一个遗址就是金沙遗址。经过多年发掘后，我们已在金沙遗址祭祀区采集了大量土样。最开始时，大家并不清楚这些土疙瘩到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后来，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们随机抽取一些土样进行浮选，结果居然从里面发现了不少用肉眼无法看清的植物种子。到底是什么种子，是水稻、小米还是其他植物？”队员们兴奋不已，仿佛是和古蜀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坐等“上饭上菜”。经过分析，最终确定炭化后的植物种子含有水稻、小米以及杂草等种子。

“可我们的祖先到底以哪种作物为主呢？”姜铭又抛出一个问题，“如果能了解他们的食物结构，就能大致了解古蜀人的生活水平；如果了解当时的植物组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复原当地的植被乃至气候情况。”姜铭和队员们盯着库房里满满当当的土样，“只有让它们开口说话了。”工作人员又抽取一批宝墩文化时期（距今4500～3700年）的土样进行分析，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答案浮出水面：炭化后的农作物种子，居然以小米为主！这么说，宝墩文化晚期时的金沙古蜀人，竟以小米为主要粮食！小米是北方传统农作物，这怎么可能？

疑虑重重  加大检验样本

“当时这个发现让我们震惊的同时，也充满疑惑！”姜铭说，“难道当时的成都人只掌握了北方的旱作农业耕种技术吗？那么成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稻谷为主食的呢？”面对姜铭抛出的一个个问题，记者一头雾水，这哪里是在介绍考古，分明是在“破案”。

“我们的困惑源自《华阳国志》。”姜铭说，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可知到了战国时期，成都已大量产米，足以支撑庞大的军队征战楚国。这说明在这之前，成都的稻谷种植应有一个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能早到什么时候呢？再往前，就是《山海经·海内经》的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稻排在黍、稷之前，也足以说明稻谷的重要性超过小米。

“文献史料记载与考古结果的矛盾，确实让我们困惑了一段时间。”姜铭回忆说，“不过，这个由植物考古引发的疑问，最终还是由植物考古技术来解答。我和同事们再次扑进实验室，大幅度扩大检验样本规模，经过长达数月的分析，鉴定出近万粒种子，最终发现稻谷与小米种子的比值接近8∶2。“这就推翻了最初的推论，实际上，宝墩文化晚期，金沙古蜀人的主要粮食作物不是小米，而是水稻。”

植物考古终揭开谜底  古蜀人的主食是水稻

“当时恰逢2009年年底,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重新开启宝墩遗址发掘工作，我出了个点子：不如再进宝墩遗址找找，或许能给现在的推论上一份双保险！”考古队再探新津宝墩，工作人员满载着土壤标本而归，在长达一年时间的采样、浮选、鉴定、分析后，姜铭拿着手中的数据，终于可以确定当时古蜀人的主食：“在2009年宝墩遗址采集浮选土样14份中，提取到炭化植物种子1430粒，其中稻谷种子643粒，在所有浮选土样中都发现了水稻。”姜铭郑重说出了结论，“结合这几年四川地区先秦遗址的植物考古工作，我们发现水稻种子占炭化植物种子里的很大一部分，而粟和黍这两种小米的数量比较少，由此推断，在先秦时期，古蜀人以种植水稻为主，我们祖先的主粮和我们现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