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论“女性领导力” 探求赢取性别红利之道

来源:成都市妇联 2015年10月20日 12:00
摘要:勇气、包容心、分享精神、韧性以及平衡能力等,是女性具有的独特优势,常常为人们所称道,而女性的创造性和领导力尚没有引起社会足够多的关注。

勇气、包容心、分享精神、韧性以及平衡能力等,是女性具有的独特优势,常常为人们所称道,而女性的创造性和领导力尚没有引起社会足够多的关注。10月15日,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联合举办“女性·发展·领导力”论坛,邀请来自中外政界、学界、企业界的近百名优秀女性共同探讨女性领导力之道,助力性别和谐与社会进步。

从性别文化视角透视女性领导力

领导力是高效领导的内在动力,更是领导活动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领导力和性别密切相关。为此,与会专家学者纷纷从性别文化视角透视女性领导力。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红燕提出,传统领导具有男性化的取向,主张“命令—控制”型的领导范式。现代知识经济与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为女性发挥性别优势、施展领导才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女性领导学说的提出不但为女性步入领导岗位进行了辩护,而且强调女性应以自身真实、独特的立场和方式去实施领导。女性化领导,与其说是一种具体的领导方式,不如说是一种领导范式,它并不是独属于女性的,而是男女两性共同的财富。领导的女性化取向是完整领导的重要维度,也是建构两性共融的领导图景的必要元素。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岚认为,女性领导力与主动人格、专业能力、整体规划和科学决策及高效执行、良好沟通等能力密切相关,这些在传统男权社会被认定为男性气质的品格,开始在现代社会各领域的出色女性身上普遍显现,女性领导力有其优势和误区,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理论探索,有助于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充分发挥女性领导力的正向功能。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宇颖将男性化的公共部门领导者分为五种形象:战略型、决策型、管理型、领袖型、意义赋予型,提出女性领导风格在如下四个方面与男性明显不同:权力的运用、工作协调、解决冲突以及沟通。虽然关于两性领导风格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哪一种领导风格更有效,一直是领导理论争论的学术问题,但对女性领导风格的强调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宋旭红认为,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E.S.菲奥伦査通过令人信服的解释学分析指出:在耶稣运动和基督教早期传教运动的历史中,女性都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甚至担当过领袖角色。然而,圣经文本的编辑成型以及最终的正典化过程却是在男性中心主义原则的影响和支配下完成的。男性《新约》作者们通过对早期基督教原始文献或记忆中关于女性的信息进行删减、篡改或添加等手段,掩盖了女性曾经拥有非凡领导力的事实,将女性地位淡化、矮化、甚至污名化。以菲奥伦査教授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圣经神学的卓越成就证明:无论历史的尘埃多么深厚,终究难掩女性具有卓越领导能力的光芒。由此我们应当认识到,对女性受压迫历史的清理与批判需要深入到每一文明的根基处,需要通过细致而浩繁的解释学分析、拂去文本和历史中男性中心主义的层层遮蔽,如此方能真正有助于恢复女性的光芒。

女性的公共影响力从何而来?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金一虹提出,女性的社会影响力来自对公共空间的进入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尽管职业化已打开了她们通向公共领域的第一步,尽管教育,为女性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可能,也开启了一个励精图治建设国家的理想之门。但是公共领域依然存在对女性的排斥和挤压。金一虹进一步分析了金女大培养各个职界女性精英的教育目标和与此相应的培养模式,如何为女性在限定性空间中提供了打开有限职业空间、话语空间和行动空间提供能力资本,以及金女大人是如何发挥主体能动性进入和拓殖公共空间,形成一定社会影响力的。

如何全面建构和提升女性领导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思想的不断解放,女性在领导活动中越来越展示出其独有魅力与才智,但同时也遭遇了许多困惑和瓶颈。美国圣玛丽山女子学院每年都发布加州妇女状况报告,论坛上阿贝教授报告了加州女性过去一年在教育、工商业领域内获得的长足进步,但在政界、企业界的领导力发展上仍面临诸多挑战;韩国梨花大学李明宣教授也提到类似议题。因而,如何全面建构和提升女性领导力成为本次论坛的另一个焦点。

性别红利是国际上在企业管理和性别研究领域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意指女性充分参与经济活动能够显著拉动经济增长,为企业和社会带来稳定收益。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通过对国际性别红利理论的完整介绍,从红利的产出、持续和增长三个层面分析了性别红利与女性领导力的关系。她的研究发现女性领导力是赢取性别红利的关键因素,并提出了在当下中国利用性别红利视角开发女性领导力的主要途径:建立性别均衡化的组织管理系统;鼓励新经济环境下的女性创业机会;发展男女两性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家庭友好政策。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结合2010年女性高层次人才调查的数据发现,女性高层人才比男性高层人才和一般女性具有更为现代的性别平等意识,特别是其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意识更现代和平等。女性高层人才出生的时代、党员身份和职业经历对其性别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两性高层人才性别观念的差异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教育程度的影响;而更多地受到其现实性别角色实践的影响。女性高层人才虽然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但她们比那些观念传统的女性更能积极地寻找父母、市场和组织的支持,较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她认为,打破传统性别观念是女性高层人才成长的关键。

为什么我国倡导妇女参政的政策法规并不少,而现实中女性参政比例并不算高?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美珍提出,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提倡妇女参政显然是不够的,关键是妇女要有参政的能力,要具有一个完全的社会合作成员所必需的某些必要能力。例如,智力、想象力、公正力、思想开阔的能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和命运感同身受的能力。女性只有通过教育全面提升自我,培养审思的才能,树立独立的人格,充分发挥自身才能,成为自由而负责任的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和影响国家事务的管理与决策,才能真正获得解放与发展,才能改变传统观念对女性能力的贬低与基于生理性别的歧视。

来自美国著名女校的代表谈到了教育对于提升女性领导力的重大意义。韦斯利学院的珀金斯女士指出为女生提供基础宽广的博雅教育成为韦斯利和金女院的共同选择;史密斯学院的米勒教授则分析了女性领导力通过一种在各方面达成平衡的性别文化而得以展现的可能性。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执行副主席郑文珊介绍了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近年来支持的妇女项目,并强调了该联合董事会于“通过高等教育在亚洲培育女性领导力”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支持亚洲私立女子大学女校长领导力大发展;支持检视院校管理中性别不平等的制度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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