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寺内东厢房的粉壁墙上，遗存红军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治纲领等石刻标语，山门内遗存有4块红军石刻标语，刻着：“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内容。

在石塔寺石塔旁，有1983年从镇上搬迁至石塔寺的红军亭，随同红军亭一起搬迁保护的还有红军留下的石刻，其中有“赤化全川”字样的石刻碑文。

高建平告诉记者，西征南下入邛的红军主力，利用战斗间隙，派出宣传队，在原邛大特区苏维埃政府辖域的要道、桥梁、山崖、石壁，以及街面、村寨墙壁上，刷写与錾刻标语、张贴油印传单与革命口号。目前，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中保存着原红军石刻27通，从高何附近复制红军石刻10通。

1997年，在筹建红军长征纪念馆时，对区苏维埃旧址进行了修缮，2005年，将存放在今天台山镇的原红军德城政治部錾刻在太和紫荆村陈家石壁上的118字红军石刻标语，按照一定的缩放比例，依原貌复制后排列在这里；同时，将从高何镇高兴村小学征集到的红军石刻标语，排列在苏区旧址大厅。

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目前已成为天台山石塔寺景区系列景观中的红色景点之一，成都市民在这里不仅能看到红军留下的红色碑刻，还可以看到红军使用过并在玻璃罩上铸有五星的马灯，有刻着“赤化全川”四字的手雷，还有红军使用过的扁担、瓷壶、木碗、牛皮公文包、油印宣传品，以及红军货币中的纸币、布币、铜币、银币等等。1996年，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被邛崃市委、市政府命名为邛崃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查封没收的财产

绝大部分分配给穷苦农民群众

红军在领导穷苦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还帮助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组建了群众武装，在邛崃境内，这些群众武装有的称红军游击队，有的称独立营。在邛崃西南二路就曾组建红军游击队6个营（队）、26个连（中队），共1260余人。各级区乡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少年先锋队、儿童团（有的又叫“童子团”）、妇女委员会等群众组织。

邛崃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带领群众惩办地主豪绅，实行土地革命，苏维埃政府查封与没收恶霸豪绅的财产，通南巴时称“打土豪”，邛崃称为“打粮户”或“打绅粮”，凡军阀、恶霸、豪绅、团总的财产，一律查封与没收，对一般的绅粮，则只查封没收其部分粮食与浮财。太和区、乡苏维埃政府查封没收的恶霸、团总、豪绅财产，仅粮食就数以万计，这些查封没收的财产，绝大部分分配给了穷苦农民群众。

土地革命在邛大蒲地区被群众称为“分田分地”，各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经过战争环境下粗放的阶级成分划分，开始土地查评与土地的分配工作，分配土地一般都以插竹签为标记，竹签片上一般书写分得土地者的姓名、亩数与界限，有的还加注年月日等内容。在三角堰乡苏维埃分配土地的系列竹签片上有“马坪李万富分得田5亩、地3亩”等内容。

在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中，还可以看到“实行土地革命”等石刻标语、通俗易懂的阶级划分五言歌：“空着两只手，啥子都没有，专替人做工，才能糊糊口。这就是雇工，是农村的无产阶级……”以及红军分田证等与土地革命相关的红色遗迹。

邛崃各乡苏维埃分配土地的范围，并不是普遍展开，在邛崃境内的2个区苏维埃、9个乡苏维埃、几十个村苏维埃中，先后有20个村开展过分田分地工作。其分配过的土地，占这20个村总耕地的38.4%。

“一对青年笑眯眯，男走前面女后跟，要问姑娘哪里去，‘我送他去当红军！’”这是当年苏区流传的红军歌谣。随着土地革命的实行，群众与红军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1936年初，各乡苏维埃政府“扩红”工作的消息一传出，不少青壮年农民争先恐后报名，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父送子、姐送弟，父子同报名，姐弟同参军的情景十分动人。王瓦匠一家7口，将4个儿子都送去参加红军；李漆匠送了3个孙子参加红军；李画匠父子二人一同报名参加红军……

据老家在邛崃高兴场（今高何）的老红军高旭辉1983年回忆，1933年他背漆去苍溪旺苍坝，路上遇到红军，问他：“愿不愿意参加红军？”“我就愉快地答应：愿意参加。1935年10月，我们的部队到达芦山，从大川经木梯脑，到了我们邛崃的油榨沱、水口场……我的妹妹老四，妹弟姓杨，都参加了红军，我们部队驻高兴时，我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参军时，我并不晓得。是部队到了甘孜后，我见到了我的表兄，他说，你妹妹、妹弟都参加了红军。后来过雪山时，我又碰到了我的妹弟，他当时正在病中，我曾背过他一段路，送到医疗队后，我就不知道他的情况了，我的妹妹至今也无音信，是死是活我都不清楚。以后，我们的部队到了陕北……”

老红军傅祥斋上世纪80年代回忆：“我原来是补锅匠，老家在邛崃天台傅家坝，1935年，我外出补锅，听说红军已经在太和、天台、高兴等地帮助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把田分给了穷人，去参加红军的人，家里都分好田好地，而且，家里的老人由苏维埃照顾。我当时已经25岁了，在家里不好过日子，便报名参加了红军。我参加红军后，在太和住了十几天，部队就撤离太和，经五家口到芦山，然后翻夹金山、过草地，到达甘肃的会宁……”

1936年2月，1000多名邛崃儿女（仅初步弄清姓名住址的就有963人）随红军战略转移北上抗日，在他们当中，既有各级苏维埃干部和群众武装的成员，也有前期参加过武装抗捐斗争的队员，而更多的则是穷苦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