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的编年史》的作者，集众多异名于一身的整体性作家凭一己之力，改变小说写法的大成之作。

在书中，作者述写了中国南部省梅山教浸蕴的资水流域源头越城岭山脉腰麓中一个苦荬伶人居住的村落铜座—汤错。作者将相对不变的物质存在称作结晶群众，而在语言文字如诗歌、寓言、传说、格言、手抄文献中的存在称作群众象征，在田野考察和口述史文献基础 上，采用方志体例和厚描述的方式，从疆域、语言、风俗研究、虞衡志、草木虫鱼鸟兽之属，艺文志等七个方面呈现出汤错这个语言学上夸克型孤岛的古代和现代特征，即文本所冀望的整体史。过去数千年均处于化外之地的汤错一穷二白，没有任何令人值得驻足和寸耕的地方，正因为这样一个地方成为作者的靶片，在向导的帮助下，渐渐抵达那个叫作波托的深沉结构，同时勾勒出中央大陆文明的氤氲和人类携带文明密钥的能力，作者凭借第一手材料和口述史文献营造出新的地志恒量。

霍香结，七十年代生于桂林。中国当代文坛潜在写作代表作家，难以归类的艺术家。著有长篇小说《地方性知识》（2010）、《灵的编年史》（2018），长篇家族史诗《日冕》（即出）。另有《黑暗传》（现代汉语史诗丛刊本）、《灯龛》（诗集）、《明清篆刻边款铁笔单刀正书千字文》等著作，并主持编撰多种丛刊。为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水体文本主创作者之一。

霍香结，一个游荡在华语文坛上空的幽灵

——霍香结及其新长篇《铜座全集》印象

章乃谿

收到《铜座全集》，我心里扞格着，凭什么一部小说叫“全集”。在旁的女儿看见书便问我那封面上画的是不是一些小菩萨。我犹豫了一下不知如何作答！她不识字，但显然年幼的她“读”到了某些这部书要传达的东西。书封用的是某种神纸或甲马一类图案。女儿将它说成是小菩萨造像未必错，她感觉到了一种气氛，以及情绪。无论神纸还是甲马是烧给亡灵的，也可以说是一类抽象的人。具象反倒不能提供想象空间，它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而神纸或甲马小菩萨造像是可以的，它抽象而有原型意义，或干脆说就是一些小鬼。这部厚达九百五十页有余的书有点儿“压手”，就是“厚重”。不仅仅是它厚，也是这部书的体系呈现出来的厚，它源于作者使用到的一种独特创作观念：thick description。坊间译作厚描述，深描，或深厚描述。这在小说文本中可谓独步。光从目录看，像极了一部方志。而从内文看，这部小说则是以人类学和微观史学的某些方法写成的。简单说是这样，但是我想这不足以以这种冲动完成一部这么厚的书吧。细看时才会发现这里面交织了太多的东西。目录的拟定就令人诧异，比如首页目录标明卷一“疆域”，打开正文，卷一则变成了“汤错――中国南部省一个由等语线构成的靶片”。卷二为“语言”，正文卷二则是“意义的织体”。其他五卷均如此。这种错差的标题方式表明作者有意起用的方志体例和人类学方式即区别又意欲合体。在我们的传统中，章学诚(1738—1801)之后“方志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也称之为“一地之百科全书”，而方志最大的分歧就是从单纯的地学演变至史地合宗。西方人类学在我看来就是我们的“方志学派”，二者使用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也不约而同。对于叙述的方式，人类学反省的更深刻一些。我所关注的是他们对叙述主体和文本的产生与可靠性进行的探讨。人类学可以从本学科角度出发对某个主题如政体或某一习俗如丧葬制度进行专题讨论，完成专著，这和史学交叉的成分更大。现代人类学和史学的交叉几乎已经到了混同的地步。人类学、史学和诗学（文学）的交叉也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尤其是传记文学这一领地，大有一统趋势。《万历十五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可算作史学诗学化的典型例子。但是在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出现的裂变不亚于其他领域。那些追求百科全书式书写的作者已经完全摆脱对塑造人物的兴趣，全面拓展到一个文本产生的所有肌理和细节中去了。这是与情节织体为主的古典小说手法完全有区别的。但是，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史志编撰与写作，都强调对地方性经验的摄取达到可信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不可能的，好比薛定谔的猫），这里牵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使用或者研究写作对象的地方性语言成为这种写作的第一要求，即内部之眼。接下来的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对地方性文本与潜文本的阅读，对该地方集团心理的阐释――或许停留在理解层面就很好。功能学派之最初的目的和我们的方志所承担的责任（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是一致的（参费孝通《江村经济》Peasant Life in China－－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而作为文学的人类学或者史学方式，“虚拟”成为其最主要的办法。对虚拟的地方性进行描述并完成二次虚构。文学的隐喻与象征手法在更大程度上超越了人类学和史学不具有的优势，这一特允的修辞学手法和信史显然是一对死敌，但可信与不可信并不直接等于谎言，事实也并非信史，所以作为呈现事物和意识的方式，隐喻与象征只是发生的酵母，最终目的也是信史，即真善美的“真”或圆成实的“实”。在批判人类学的讨论中有学者甚至建议人类学和史学也可以这样做，即从事虚构事业。《铜座全集》在这个问题上作者无比清醒，在后记中明白无误的说他起用的是“方志体例”，然后兑通人类学，微观史学，再以文学的方式即虚构学的方式完成。

《铜座全集》是这样开始的，第一卷开宗明义（还搞了一个“凡例”，令人莞尔），颠倒了埃利亚斯?卡内蒂（1905-1994）的两个主要观念，将结晶群众和象征群众的地位调了个个。作者将谷物、森林、雨、风沙、海洋、以及火这些在神话、梦、语言以及歌谣中象征代表的群众作为主体，而将人及其组成的结晶群众放到了次一维度。作者声称，更关注那些不易的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集团心理）上。因此编织情节和塑造人物不再是小说的主要任务，而是彻底开放到一切事物上来。因为是方志或者人类学史学方式，作者有权涉及一切村庄事物，尤其是村庄文本和潜文本。作者声称有权解释这一切。因为，除了作者本人，没有人知道有“汤错”这样一个地方的存在，从而构成一个繁复的，不断生成的巨大文本。它的怪异与体例的整饬，以及绵密精微的行文方式构成一个文本族上的利维坦。它是作者虚拟的新亚特兰帝斯。这里的动植物、疾病、风俗、丧葬、诗学、历法等等构成了这个晶体般的“大陆”（实际上按照作者的说法，汤错只不过是一个由等语线构成的夸克型岛屿，也就是说实际地图上它是微不足道的）的肌理。这也是作者所谓最终要呈现的“肉身”。十一年前，《铜座全集》以《地方性知识》为名出版过一个简本，作者认为那是他对“汤错地方”书写的阶段性结集，书名和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23-）的一部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同名，在卷三的题记中作者引用了吉尔兹的一段话，这或许可以看作一种师承关系，即对吉尔兹理论与中国方志学的对比以及致敬。却去掉了西方人类学著作那种二分式带后缀的书名模式和语言风格（如前面例举的黄与费的两种著作，原书名翻译到汉语界时做了技术性处理），因为后者是文学实验。时至今日，二十年过去，这部书终于全部显形，它叫“全集”。这抑或是雄壮写作意识之一种。难怪，贾勤在此书显形后留言说：no time to be brief！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汉语实验小说呈现出来的对文体与语言本身的探赜一直是核心问题，从毛语体，翻译体，以及方言介入等多方面进行过反思。《铜座全集》采取的这种“方志体例”以及语言方式或许为综合性探索提供了一个实验性质的文本。这部近一千页的小说“人物”有且仅有一个，那就是“铜座”。

“方志学”在本土也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因为它“挟洋自重”，吸收了比如人类学，年鉴学派，微观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精粹。文学上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地域性写作和文学故乡的营造。从巴尔扎克的巴黎，到福克纳约克纳帕塔法县，再到马尔克斯马孔多等等，迅速完成了从村庄到国家到小宇宙的森林这样一种从点到宇宙的锚定与扩散。《铜座全集》则避开了上述策略中的最关键因素即选择一个靶片进行营构，它从诗文学之外选择了破城方式，乃至上帝视角，因此，它注定是异质的，先锋的，非主流的，乃至简直就是一头怪物。然而，又因其稳定的结构——它所有的幸运在发掘，擦亮并获得史学意义的方志体例这一刻开始，这个文本部居四夷，稳若磐石。从产生背景看，这部长篇小说正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和本土文化激烈冲荡中沉淀下来的结晶，它出乎意外的以文学的方式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作者愿意以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期间我们会看到多少文本的诞生与泯灭）来完成一部著作，就此而言创作者获得的历练其结果或许不再仅仅是写的冲动，而是某种信念的笃定。其历时十五年完成的巨著《灵的编年史》（2017年，尽管只有384页）横空出世以来已经困扰过无数读者，乃至直接劝退了某些好奇者。当我阅读这部前后可读的书时感到了那种令人“智”息烧毁脑回路的压迫。然而读完之后，看电影记车牌号或者文字类的东西竟然可以反向阅读和记忆。我的眼神飘了。这不得不拜此书所赐。这是多么奇妙的感觉。这种非线性写作文本简直就是用来挑战人类思维极限的。据霍香结一篇采访文章说，他在自己的模型上每写下一节要进行729遍的链接与熔铸，而且每一次修订都要进行如此之多的焊接。不可否认它是一枚文学核弹。假如你真的读过，不定也会产生像我一样的这等幻觉。这二十年，可见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为各种言论所动。从他出版的顺序可以看出《灵的编年史》实则是他的第二部长篇，真正意义上的苦心孤诣的处女作是《铜座全集》，这是他文学道路上落下去的第一子。两子之后，不晓得他还会搞出什么幺蛾子。新书腰封说霍香结是集众多异名于一身的整体性作家。显然，除了文本，我们很难在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他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华语文坛的上空。

本文根据十一年前评简本读后修订。

2021年8月于点石斋

版面编辑：陈轻语

责任编辑：何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