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度记者从智联招聘了解到，中国城市95后人才吸引力排名：95后更倾向成都等强二线城市。

据看度记者了解，智联招聘选取95后人才吸引力前十城市（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杭州、南京、成都、苏州、武汉、郑州）作为观察对象，根据一二线城市对其划分。

1、一线城市对95后聚集程度更高，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为均高于总体，并且95后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从广州净流向深圳，主因上海落户条件放松、深圳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动力高于广州。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一线城市北深上广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9%、2.9%、2.7%、1.7%，均高于总体的0.2%、1.3%、1.2%、0.9%，95后人才向一线城市聚集程度高于总体。从来源和去向地看，流出北京的95后人才中8.5%流向上海，流出上海的9.2%流向北京，北京和上海互为人才外流目标城市第一位，其中北京流向上海和上海流向北京的95后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3%和0.2%，95后人才从北京净流向上海，2021年上海放宽了高学历和留学生人才落户条件，硕士学位人才在沪工作年限从5年降至1年、留学生落户取消第一份工作限制，相对北京来说更能吸引年轻优秀人才来沪就业；95后人才从深圳流出的前十大城市合计占比54.3%，高于流入城市合计的37%，流出深圳的城市更加集中。其中流入深圳的95后人才中有11.5%来自广州，流入广州的有7.8%来自深圳，深圳和广州互为来源城市第一位。其中深圳流向广州和广州流向深圳的95后人才流出占比分别为0.4%和0.6%，95后人才从广州净流入深圳。一方面，广州、深圳地理位置较近，文化相近，人才流动方便；另一方面，深圳经济发展潜力和创新动力高于广州，2021年上半年深圳GDP为11009.4亿，高于广州的10653亿，且深圳每万人专利授权数量

2、二线城市中，成都、杭州对95后人才集聚程度更高，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高出总体0.8、1个百分点；95后人才大部分为城市群内部流动，由于武汉地处主要经济带中心、九省通衢，其人才来源地丰富，前十大城市来自9个不同省级行政单位。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前十强二线城市杭州、南京、成都、苏州、武汉、郑州的95后人才净流入占比分别为2.4%、1.3%、0.9%、1.2%、0.7%、0.2%，较总体分别高出0.8、0.4、1.0、0.4、0.5、0.7个百分点，杭州、成都对95后集聚程度更高。从来源和去向看，杭州流入流出城市前两名均为北京、上海，合计占比分别为7.8%、15.8%，杭州发展所需人才主要在一线城市中，杭州也具有从一线城市抢夺人才的能力；南京流入流出城市均有8个位于长三角地区，合计占比分别为21.5%、41.5%，南京和长三角的人才互动非常频繁，部分因为南京高校较多，长三角人才为求学向南京集聚，毕业后从南京回流至长三角其他城市；95后人才向成都流入和从成都流出的前十大城市合计占比分别为35.3%、43.6%，流出成都的城市更集中；苏州流入流出城市均有5个在长三角地区，占比分别为18.7%、36.8%，其中上海对苏州虹吸效应明显，从苏州流向上海95后人才占比为14.6%；武汉地处长江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有“九省通衢”之称，95后人才来源地遍布各地，前十城市中来自9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单位。流出武汉的城市更集中，其中流出前四大城市为深圳、北京、上海、广州，均为一线城市，合计占比27.5%；流入郑州城市有9城位于中原城市群，占比35.9%，流出郑州城市有6城位于中原城市群，其余4城为北上深广。

政策建议：充分尊重人口流动的客观规律，推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人才更是第一资源，在老龄化、少子化背景下，多数城市面临年轻人口萎缩、人口快速老化问题，近年来各城市纷纷加入“抢人大战”，抢人才也是抢年轻人口。95后人才多数是职场新人，年轻且有活力，其流动对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此前我们推出的《中国人口大迁移：2021》报告中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口流入可以增加年轻劳动力供给、缓解老龄化压力；增加人才供给、促进创新发展；增强城市竞争力；扩大消费需求。人口流出会加重老龄化，加重养老负担，严重拖累财政、制约经济活力。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充分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区域集聚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立足各地比较优势顺势而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决不能是追求各地区经济总量均衡，也不可能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2月在《求是》发表文章《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指出，要尊重人口和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近年中国城镇发展战略逐渐调整为“以中心城市为引领，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都市圈建设为突破口，对中小城市分类施策”，但任重道远，共识还未形成。

二是进一步深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口自由迁徙的枷锁。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500万以上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16年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除极少数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开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等落户限制。2020年，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当前户籍制度改革深化推进，但部分大城市落户仍有限制，这并不利于充分发挥集聚效应、推进服务业发展。在少子化老龄化背景下，应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各大城市群内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增强各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包容性。

三是优化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推动完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合理规划和引导紧凑连续的多中心城市产业布局，加快现有园区转型，因地制宜，完善城市功能。另一方面要优化公共服务、交通设施等布局，加快规划调整，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常住人口总量和结构，分区分级布局公共服务。进一步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大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路网密度，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制式多元化发展，改善出行效率。未来的城市规划要尊重人口流动规律，不能车多了限号，人多了往外撵人。规划编制应以人为本，完善市民参与机制，充分了解市民对城市发展的期待和需求。（图片由智联招聘提供）

看度记者：龚政

编辑：何佳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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