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35年前，神秘的三星堆问世，1、2号坑均有金器出土。三星堆此后一直受世人关注，遗址区重启发掘是否有金器出土，也成为专家和公众期待的话题。

35年后，随着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考古发掘的展开，一件件在尘土中沉睡千年的金器惊艳现世，焕发耀眼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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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另有1927年、1931年说），广汉太平场燕道诚淘浚溪流，于溪底发现璧形石环数十枚及石圭、玉琮、玉圈等，意外地揭开了三星堆考古大发现的序幕。

1931年春，汉州（广汉）传教士董笃宜牧师（V.H.Donnithorne）获知这一消息，并通过驻扎在当地的陶宗伯旅长辗转拿到一些石器标本，交给当时华西大学的戴谦和教授。1932年，葛维汉博士就任华西博物馆馆长，得知这一线索后，意欲发掘这一遗址，并开始筹备工作。

1934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葛维汉、林名均等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标志着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开始。虽然由于当时广汉附近“匪风甚炽，工作十日即行结束”，但这短短的十天，所获虽不丰，意义却十分重大。这也是四川地区的第一次科学的史前考古发掘。

此后，内忧外患，时局维艰，三星堆没有再开展考古工作。

1954年，在调查广汉车站的时候，王家祐先生在冯汉骥先生嘱托下调查了三星堆遗址，当时王老先生将其命名为广汉中心乡遗址，并进行了试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屑、陶片和少数未制成的石器，推测为石器制造场所。

1956年，四川省文管会田野组先后调查涪江流域和温江专区，发现新繁水观音、广汉中兴乡真武村横梁子（月亮湾附近）和三星村三星堆三处早期遗址。

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组织学生实习，再次调查了广汉中兴公社真武宫一带，采集到与新繁水观音及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相似的陶片，判断为同一文化系统，并判断年代当在西周时期。

1963年，在冯汉骥先生指导下，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发掘队对三星堆遗址的三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包括月亮湾梁子的解剖。

1964春，中兴公社农民在距原发现玉石器地点五六十米处掘坑积肥时，发现石器一坑，其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石坯，现藏四川省博物馆。

1980年5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广汉县文化馆联合试掘三星堆，试掘开方5个，取得初步成果。

1980年11月到1981年5月，由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和县文化馆联合组队，正式发掘。正式发掘开方44个。试掘和正式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225平方米[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共发现灰坑3个，墓葬4座，可知大体布局的房基18座，陶片十余万片，石器近百件。地层划分为8个自然层，5个文化层。1980年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还创下了四川考古史上的多个第一次。其中之一就是使用真正的直升机航拍。请当时的成都空军司令部两次派直升机飞到1980年发掘地点进行航拍，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并且还采集了木炭标本，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4C测年室测定绝对年代，这也是四川第一次送测14C样本的发掘，并且在发表简报（《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的时候，就同时公布了14C测年数据，这在今天是常事，但在当年，是绝对的创新。

《广汉三星堆遗址》这篇简报放在四川的考古研究史中看，会看到三星堆1980年的发掘和整理其实也是四川考古的一个分水岭。之前的考古，最关心的往往是铜器、玉器和石器，对陶器的关注也有，但缺乏规范的整理和系统的研究方法。《广汉三星堆遗址》对于四川考古，建立了一个很好的以陶器为本的传统。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成都平原自身的考古学文化序列的建设和区系类型的探索才初见成效。虽然技术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毫无疑问，这是四川考古学界意识到成都平原需要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坚定迈出的一步。

1982年4月到12月，四川省文管会等在三星堆砖厂西面、三星堆第三个堆子的南侧进行了两次小规模的发掘（属三星堆遗址第Ⅰ发掘区），面积为100平方米。此次发掘材料并未公布，但曾在一些简报和论文中相继提到。陈显丹先生曾提及这两次发掘地层共分为6层；1～2层为农耕土和宋代层，3～6层为文化层，出土遗物主要有小平底陶罐、乳头状足的陶盉、尖底盏、薄胎尖底罐等。这些出土遗物又恰好与新繁水观音遗址出土的器物相衔接，从而弥补了四川地区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的这一空白缺环。此外发现了一座马蹄形窑址[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215页。]。《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曾提到“在三星堆西南约300米处，发掘了一百平方米的面积。文化层仅厚1米，可分为两层，下层堆积同三星堆晚期堆积完全一致。上层所出的陶器与新繁水观音遗址所出相同，尤其是水观音的细泥尖底杯、尖底罐等典型器，在上层大量出现”。

1984年四川省文管会等在真武村西泉坎地点和三星村三星堆地点进行了两期发掘，并对整个遗址群进行了全面复查。两期发掘面积共计520平方米[赵殿增：《广汉县三星—真武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文物出版社，1985年，209页。]。3～5月，在西泉坎地点进行发掘，布方7个，发掘面积175平方米。出土陶器的主要类型有小平底陶罐、尖底罐、高柄豆、鸟头把勺、尊形器、盖纽、三足炊器的足等。同时发现了大量的成品及半成品的石璧、石璧废料及房屋基址，从而推测这里可能是石璧的加工作坊。第一个双手倒缚的石雕奴隶像也是在此发现的[陈显丹：《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概况、初步分期——兼论“早蜀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215～216页。]。西泉坎发掘有房屋基槽和大量烧土，从结构看是与三星堆相同的方形房子。找到了前几年发掘的四期文化遗物的直接叠压关系。

三星堆1984年抢救发掘共开探方200平方米，这里属于低洼的废弃坑，没有发现重要遗迹，但出土了相当数量的二期或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构成了遗址分期的重要材料。

1984年三星堆发掘的另一项收获是在三星堆土堆下部发现了一层文化堆积，初步确定土堆为人工堆积而成。经复查，整个遗址群东西长1600～2000米，南北宽1000～1200米。在遗址群的东部和西部，也有两条类似三星堆情况的土埂堆积，它们是否为早期的城址或建筑基址？准备在1985年的工作中做进一步的探索。

1986年3～5月，为配合砖厂取土和教学任务，四川省文管会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在三星堆附近联合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共布方61个，面积1525平方米。其中在第一发掘区开探方19个，第二发掘区9个，第三发掘区33个。共发现灰坑93个，房屋基址11处。出土陶器能复原的有200多件，石器300多件。第三发掘区地层可分为15层，第6层至第1层为汉代至近现代层；第15层至第7层为“三星堆文化”堆积，时代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距今4800～2800年）。

1986年7月，由于砖厂工人取土，发现一号祭祀坑，随后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开方6个，发掘面积150平方米。

1986年8月，同样由于砖厂工人取土，发现二号祭祀坑，随后进行抢救性发掘，开方4个，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1987年5月，苏秉琦先生在“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上，讲到“大家从两个坑谈到‘城’，坑埋的是什么，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城，城内外怎么样，我看还是从区系角度提问题。……巴蜀文化自成体系，特征不只是表面的，而是内在的特征。……四川这段工作有划时代意义，在这个基础上看两个坑和城，不妨说是看到了四川的古文化古城古国。”

1987年，真武村砖厂在“仓包包”高地取土，发现铜牌饰、玉瑗、玉凿、石璧、石斧等，并在简报中提到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尚保存有商代早期的夯土城墙。

1988年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10月到1989年5月，试掘三星堆南城墙（此处当指三星堆城墙，非龙背梁子大城南城墙——作者注）和迴龙寺东城墙燕家梁子地段两处。发掘面积共400余平方米。在东城墙和南城墙外侧，均发现壕沟遗迹。由于发掘面积有限，未对壕沟作进一步的清理。在东城墙中部，还发现在城墙修筑中使用了土坯。土坯一般长36～42、宽32～34、厚20厘米左右。城墙体量较大，厚40米左右。现露出地表部分一般高3～5米，地表以下深2～3米。城墙结构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大部分组成。主城墙为平行夯层；内侧墙和外侧墙均为斜行夯层。夯层一般厚20～10厘米，夯面上平整光滑。有的夯面上还能见到用成排木棒平行拍打后留下的痕迹。夯土内包含的陶片均为三星堆一期（相当于龙山时期）的，不见更晚的陶片；在东城墙和南城墙，均发现三星堆遗址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偏晚的堆积压在城墙夯土层上的地层叠压关系。从而可以确定三星堆遗址城墙的修筑时期相当于商代早期。

1991年12月到1992年5月，试掘地点紧靠西城墙北段缺口的南侧，布方面积500平方米。在缺口处发现成排柱洞遗迹，为追踪遗迹又向北开方300余平方米，实际揭露面积800余平方米。西城墙的结构和东城墙、南城墙基本相同。断面结构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大部分组成。主城墙为平行夯层；内侧墙和外侧墙呈斜行夯层。在主城墙顶部发现土坯砖。城墙外侧有壕沟。壕沟底部由内侧向外侧倾斜。在城墙内侧发现较为丰富的龙山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和房屋遗迹。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文化层和房屋遗迹被内侧墙夯土叠压；而内侧墙上又叠压着商代晚期的文化层。城墙外侧壕沟内最底层的堆积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中的小平底、高炳豆、尖底罐等器物很具时代特征，再其上为淤沙土和汉、宋时期的堆积。据此，可以推测西城墙的始建年代当在商代中期或更早，使用至西周早期以后就被废弃了。

1994～1995年，试掘解剖南城墙西段，并对东段进行钻探，发掘面积400平方米。基本解决了城墙、壕沟的布局和走向问题。

1996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联合大学文学院（即四川大学）、日本国国际日本文化交流中心合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环境考古调查，包括对北部四区采用网格控制法进行高密度勘探。在遗址北部和西部壕沟（或古河道）开掘小型探坑，分层采集土样和收集各种标本用于孢粉分析和14C年代测定。用航模对三星堆遗址2/3的地表进行了地貌摄影，对遗址内三星堆、月亮湾及南城墙、西城墙等重点区域进行了红外遥感摄影。

1997年，仁胜村砖厂在遗址西面取土时，挖到象牙1根，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与广汉市文物管理所闻讯赶赴现场调查，确认为墓葬。1998年开始发掘，发掘面积934平方米，清理出墓葬29座。年代上限为三星堆一期后段，下限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前段。所出玉石器形制风格较为特殊，与以往成都平原所出商代玉石器不同。M5出土的玉锥形器与良渚文化相似。

1999～200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月亮湾台地和城墙，发掘面积450平方米。证实了月亮湾的“土埂”为人工夯筑的城墙，在城墙外（东）侧发现宽50余米的壕沟。在城墙内（西）侧的居住遗址内发现房屋遗迹20余座，灰坑70余个，墓葬9座，出土了大量陶器和玉石器。发现属于宝墩文化阶段多层地层直接叠压在一起的现象；同时发现了从宝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群过渡的地层，初步认识了宝墩文化典型器物群消失和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群产生的交替过程；还明确了月亮湾城墙建造的具体年代及其与上、下层文化之间的关系。

2000年，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进行发掘，共开探方22个，发掘面积550平方米。

2005年，试掘青关山台地，发现长达50余米的墙体遗迹。

2009年4月，什邡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桂圆桥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德阳市博物馆和什邡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大规模抢救性发掘。桂圆桥遗址位于四川省什邡市城区东郊，回澜镇玉皇村2、3组，川渝中烟工业公司长城雪茄烟厂异地技术改造项目建设用地选址内（455亩，约合30万平方米）。遗址包含新石器时代、商、西周、、晋和宋六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尤其重要的是，桂圆桥遗址发现了早于三星堆一期、迄今为止成都平原最早的新石器遗址。

2011年，三星堆遗址“十二五”期间的《三星堆遗址2011～2015年度考古工作规划》获批，重启三星堆遗址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

2012年开始，同时对三星堆遗址内多处重要遗迹开展工作。

2012年全面揭露青关山台地大型建筑基址。

2013年解剖真武宫城墙、仓包包城墙。

2014年同时解剖三星堆城内月亮湾城墙东边、与之平行的李家院子城墙和三星堆大城东北角的马屁股城墙，确认马屁股城墙为最早始建于三星堆遗址第三期的城墙拐角。但因为后期扰动太大，城墙上面的具体结构不清楚。从目前已知的部分来看，应该是逐层平夯的，与李家院子城墙解剖结构相近。

2014年在清理青关山台地北部大沟时，发现大沟从上到下，均包含尖底杯，显示出短期堆积的特征，为快速填充堆积。“大沟”南面为高台大型建筑，北面极有可能是城墙。“大沟”其实是城墙与高台建筑之间的空地，在高台建筑废弃后被垃圾快速填满。随即钻探出夯土的深度和城墙截面的起伏相当。经解剖，证实原以为是台地一部分平地的青关山北面，其实是城墙。

2015年，发掘西城墙北段拐角，发现月亮湾小城西段以及第四期补筑现象。发掘西城墙南段，明确西城墙南段的结构与年代。清理青关山台地与城墙之间的大凹沟。

2016年，发掘西城墙水门，确定水门废弃年代为三星堆第四期偏晚阶段。发掘东城墙南段，明确东城墙的结构与年代。

2017年，发掘西城墙内侧，发现疑似河边祭祀遗存。发掘月亮湾城墙南段，明确月亮湾城墙南段的结构与年代，发现月亮湾小城的南墙东端。

2019年，发掘仁胜墓地，新发现9座墓葬和一座大型柱洞式建筑。

2020年，发掘三星堆祭祀区，发现6座新坑。

2021年，发掘三星堆祭祀区，明确祭祀区的基本情况。

图据四川文物考古研究院

版面编辑：杨岚

责任编辑：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