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作为西部地区超大城市，成都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色明显、新城区与老城区的发展错落。如何健全现代治理体系、增强公园城市治理效能，是对城市的考验。截至2021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为2119.2万人，较10年前增加超600万人，机动车保有量超过630万辆，轨道交通里程超550公里，燃气管线3.46万公里，加油加气站937座，在建工地3320个，高层及超高层建筑超1.15万栋，电梯超18万部……城市规模持续增长，城市运行系统日益复杂，市民需求更趋多元，对成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孕育无限广阔的城市发展商机。

《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为成都锚定“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示范区”的定位。在《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中，成都细化了路径和举措，推动城市治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率先探索符合超大特大城市特点和发展规律的治理路径。

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余澳看来，成都提出加快打造智慧蓉城、建设安全韧性城市、高水平建设“平安成都”、创新城市内涵式发展方式等重点任务，找准了抓手，不仅推动了超大城市的智慧、科学治理，也将进一步擦亮城市的幸福宜居名片，增强城市吸引力。

城市的基座和大脑

“安全韧性是城市的基座，智慧蓉城是城市的大脑，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创新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手段，全面提升安全韧性水平和抵御冲击能力。”余澳注意到，在数字经济时代，使用数字技术这一城市现代化的关键有助于实现超大城市的数字治理。

智慧城市就是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资源与数字技术对城市进行重塑和再造，形成更加优化，更加透明，更加高效治理形态。

当前，成都正以智慧蓉城建设为牵引，聚焦城市运行的关键环节和重点事项，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管理能力，推动实现超大城市敏捷治理、科学治理。

“构建‘城市数据大脑’推动城市运行从事后统计向事前预测、从被动处置向主动发现转变，从而增强城市整体运行管理、决策辅助、应急处置能力。”余澳认为，在数据集成的同时，也需要构建更多的智慧生活场景，让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康养等场景给市民生活带来更多获得感。

安全韧性是城市的基础，能够使城市肌体更强壮。安全韧性城市建设涉及行政、经济、社会、民生等各方面，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撬动性作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将在“韧性城市”中拥有更广泛的应用场景，将更好提升市场主体信心、引导社会各界预期推动城市建设发展持续提能升级。

创新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

《行动计划》同时提到“平安成都”建设和创新城市内涵式发展方式，余澳认为，这是城市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式的两个重要方面。

成都探索党建引领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社会综合治理“双线融合”机制，建立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联动机制。通过推动城市治理重心和配套资源向基层下沉，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他认为，与“三社”相比，“五社”增加了社区志愿者和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为社区治理注入了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能量。这改变了“三社联动”模式中政府单一“输血式”的资源投入模式，拓宽社区资金获取路径、弥补政府资金短缺的不足，并且增强社区自身活力和能动性。

“这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倡导的道德标准和价值理念，放在当下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来看，也是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余澳表示，这将有利于撬动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也将有效引导资本规范有序发展，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

“创新城市内涵式发展方式，本质上就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我的理解，内涵式发展方式是更注重城市发展的质而不是量，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体现，将更加有助于满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余澳认为，这就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成都一方面要通过科技进步提升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内生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积极促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包括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技术、管理要素和新增的数据要素。

以土地要素来举例，农村用地改革将迎来新机遇。2015年起成都市郫都区就作为全国33个试点单位之一，率先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成都承担的改革试点任务，向中央交了一份比较漂亮的答卷，因此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就破除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的法律障碍。实际上这就是解决一个要素市场化治理的重要改革，目的是要实现同地同价、同地同权。那么，成都在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中，可以进一步去探索如何在农村用地中促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从而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

城市用地将创新推进集约化利用。“市场化就是让资源拿给最有能力的人来用，发挥资源的最大效果，这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原理。”余澳认为，一方面招商引资要改变以土地为导向的模式，另一方面要建立工业用地的退出机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推进“标准地”出让改革，健全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等市场供应体系，提高低效工业用地土地利用率和单位用地面积产出率，真正做到“亩产论英雄”。

《总体方案》赋予了成都系列试点示范和改革授权，余澳认为，这些重大赋能赋权的加持，有利于释放产业新机遇、巩固发展新优势，通过及时创造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和制度成果，助力成都城市现代化治理走出一条示范之路。

版面编辑：陈静

责任编辑：张琴